但为了了解其概貌，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概括。
二是否定式立法比肯定式立法相对容易。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力量看来来自这样两件事情：一是它要求所有的不平等都要根据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来证明其正当性。
法学理论的问题是术语（和分类）的模糊是否对法律确定性有影响。30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义务，很少有人注意到无论是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能够隐含道德义务的不同方式。近3年公布的美国对移民局拒绝和不予迁移决定的462个司法审查案例，其中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暴力执行征收政策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59，检举政府或国企高管经营管理腐败和挪用遭受暴力报复而受侵害的检举权60 ，计生政策强制和暴力执行侵害人身权61，未注册宗教活动管理的暴力行为侵害宗教信仰权62，不排除个别案例存在伪造事实证据寻求移民利益的情况63。[7] 闫才源诉焦作市公安局不予变更姓名案，[2005]山行初字第4号，北大法宝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3月6日）。而指南、清单等软法形式的抽象性行政行为游离在附带性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但其灵活性、多变性、政策性、义务责任要件不完整的特点在以其制度优点补充硬法的同时，面临对法治威胁和挑战。
禁令以外不得废止、减少、减损权利的内容、行使期间、方式和效力、救济，增加权利的公共利益的例外和限制，不得创设、增加、延长和扩充义务的范围、内容、期间、方式、法律效力和问责，废止、减少义务的豁免和例外。《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准入管理和国家安全审查上概括规定了针对外资的营业、市场、行业、安全、竞争许可，许可要素更完整、平衡，从申请、授权到申请、授权与监管、制裁的平衡，尤其针对安全审查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全面规定。单单重视宪法文本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能正确理解我们的宪法以及宪法现象，更不要说宪法秩序的建设。
我们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纯粹文本性的，而恰恰是面向现实的——基于现实也作用于现实。它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是党政关系问题，其二是监察机关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问题，其三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 。国家监察委员会所实现的全覆盖，其权力所涉对象范围是非常广阔的，既包括所有的党员，又包括所有的公职人员，乃至企事业单位成员，从人口数上进行估算或高达1.9亿人。
林肯说：政府必然要么过于强大，危及人民的自由，要么过于软弱，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切共和国都有这种内在的致命弱点吗？（曼菲尔德：《驯化君主》，第5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面对着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的难题，它正是宪法的根本任务。就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来说，将监察委员会置于人大制度之下，它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基于民主集中制而形成的监察委员会与同级人大的关系。
然而，我们所设计的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是全覆盖的，即人大也在监察对象之列。秉持改革的理念建设中国的宪法秩序，必然会有一种现实主义的乃至实用主义的宪法学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何命名应当慎重研究。建立某种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十分必要，它一直都是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任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是人民意志的制度和机构载体，所行使的立法权汇集并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依此逻辑，在监察委员会与人大的关系上，即为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司法改革依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统筹考虑甚至协调两者之间的权责关系，也是建设宪法工程时的必要任务。我们要搞宪法，就是要建立宪法秩序。
然而，我们真的弄清楚党与政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宪法叙事了吗？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政就不再分开。即将设立的监察委员会虽独立于政府，但其所行使的权力仍具有强烈的行政权特征，显然不属于司法权和立法权，但我们又必须将其与传统的行政机关进行隔离，并且还将其与党内事务和党内治理进行融合——不得不指出的是，政党内部治理的权力属性亦具有行政的特征。
总而言之，中国宪法学还有很宽泛的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这个时代正是宪法学的时代。既然如此，我们选择一种制度形式，设计一类国家机构，必须要坚持人权保障的原则，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标。
监察体制究竟有何种依据或者迫切性，需要模仿军事体制的设计？这需要有一个说法。自孟德斯鸠以降，将国家权力按照其内容和性质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早已成为共识并得到广泛应用，这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面向现实的中国宪法学 中国宪法学必须面向现实，这是宪法学者在回应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具体问题时的一种强烈感受。如若小修，则需要配合更为详实的修法方案。它是一种立基于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宪法观，能够回应落实宪法、建成宪法秩序的需求，能够发现塑造政治秩序的宪法和宪法塑造政治秩序的功能。这个框架也成为我们理解宪法设计的重要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定位监察权与监察机关的名称就尤为重要。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监察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监督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众所周知，权力划分是设计政体、配置权力的基本原理。
回顾宪法学的发展历程，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种重视宪法文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理论界，先后涌现出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宪法司法化、宪法释义学等不同主张，也引发了有关宪法权威和宪法实施的深刻讨论。这是宪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建立宪法秩序时必须要有的理论准备。
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仅仅体现为这三种权力的排列组合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同，并不体现为对上述三种权力类型划分以及功能定位的绝然排斥。第二，监察机关地位的宪法设计。
如何进行宪法设计？这需要我们有宪法工程的思路，这是一种在立宪基本价值之下的面向现实的研究取向。影响面如此巨大的国家权力，从其性质上看又是一种具有直接强制力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如何约束以及如何平衡相对人对抗性权利的问题。监察机关承担反腐败的责任，反腐败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实现人权之目标的方式。监察权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推演而出？又如何与权力划分理论进行协调？学者们在描述行政权的时候，总是试图调和民主制与君主制的逻辑，监察权的属性可否推及于此？在已经成熟的三种行使权力的机构之外架设国家监察机构，必须要从民主形式上进行整体考量，重新加以设计。
然而，大修伤害宪法权威，小修却正当性不足。这说明了中国宪法学研究存在的困境。
它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存续及其权力行使乃至权力的限制也都是极为不利的。显然，增减权力配置的机构载体，改变国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宪法保留的项目，它需要有明确的宪法依据，国家监察法亦需要明确的宪法授权。
如若大修，主要制度框架和原则需在宪法中加以明确。（联邦党人文集，第48页）这一判断可谓经典，于是麦迪逊设计了一种分权制衡的政体，同时也是沟通民主与法治的政体。
现下看来，大修并不适宜，小修亦有不足，如能中修，辅之以详尽立法，或较为适宜。但在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任务要做。尽管这些论述的内容或有差异，但都或多或少地吸纳了重视宪法文本的观念。在改革过程中有没有宪法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建立宪法秩序？如何建立宪法秩序？这些问题正是中国宪法学的任务。
必须厘清国家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包括其与执政党的关系，让宪法设计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得以正常、有效运作。第一，监察机关性质的宪法设计。
针对宪法文本进行细致考察，监察委员会的修宪条款可高达40余条并需增加一节，此为大修，最简单的修宪方法仅为1条即授权条款，此为小修。认真对待中国宪法文本就如同一种宣示，试图回答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的问题。
这是相对宽泛的立法权配置条款，全国人大是否可以以此为依据制定有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基本法律，目前正在审议的《国家监察法》（草案）其实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成。面向现实的中国宪法学，这是我希望同中国宪法学同行尤其是年轻的宪法学者所分享的研究理念。